看到這份資料,不禁又想起當年念現代文學史的慘狀,因資料繁多、牽連甚廣,而現代文學史的授課時間又只有半年,那年幾乎都用飛的在念現代文學史,而現代文學史的敘述,還是像是以前的國小課本一樣,先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再談台灣,而這段過去牽連起筆者幼時記憶,明明身處於七年級末段,出生前便已解嚴,卻有著搞不清楚自己到底住在中國哪裡的疑惑(這種疑惑,也許跟小時候公案片與武俠片盛行有關)。

  在閱讀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我努力的思考其內容與這次樂齡作家的訪談的關係,是要讓我們瞭解這次訪談中的創作者所在的時代氛圍嗎?還是了解老一輩的作家如何建構台灣文學主體?又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有著多深的因緣?這些問題,想一想皆有牽扯關聯,卻又斷斷續續,不知起頭何處,盡頭在哪,筆者奄奄一息的在電腦前,思索著究竟所謂何來,到現在依然抓不到一個最為確切的方向?難道.......這種虛無飄渺的感覺,正是現代主義的驗證嗎.......。(有種自己不能生,牽拖厝邊的感覺)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辨證〉

 

  看到這章節,忍不想起大學時代,教授所立的的標題「誰的現代,怎樣文學」、「誰的鄉土?誰的文學?」,何以如此言說,先談現代主義好了,「現代」主義從西方「渡海來台」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就西方觀點看來,「現代」一詞的定義是:自現代以排斥過去的現實意識[1]現代主義在西方,是反傳統的、反人文的,而在中國又是一回事,它成了「時髦」、「摩登」的象徵,而當它發生在台灣,卻又是另一種的面貌,1960年以後,隨著土地改革、商業化社會的興起,中產階級、中小企業的普遍、政治的緊張,現代主義在台灣(這句話來自小時候歷史課本上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竟有著與西方相似的疏離感。

 

  邱貴芬在討論此文內容的時候,將現代主義未能在台灣風行的原因,導因為其不能展現出當時為文評標準中民族主義,並無放入「中國創傷現代性」的歷史敘述有關(我正在擔心我理解錯誤)。在此,有個老問題延伸,台灣文學到底是否隸屬於中國文學的一脈?是否僅能稱作「地方文學」?又或者,到了今時今日,我們可大聲表示自己的文學為「臺灣文學」,可與英國文學、美國文學、中國文學並列,並彰顯出自己的特殊性?最後,不可否認的是,在文學的範疇之外,我們始終有現實政治因素得去面對,而台灣特殊的政治地位,百年來始終依然。

 

  邱貴芬此文由1960年代《現代雜誌》的創刊與1970年代末期鄉土論戰談起,「西化」與「鄉土」在這二十年間,伴隨著創作理念的日新,現代主義以一種模糊、不穩定的狀態,進入臺灣文學脈絡(補述),邱貴芬在文中提到,同樣是舶來品,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史的評價為什麼會大不相同?在現實主義方面,邱貴芬談及研究者在不意之間複製了中國經驗,在此,邱貴芬引用周蕾在談論研究者為了區隔東西方的文學論述,突顯「中國」的特殊性,往往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特色就是對社會的抗拒與批判,而恰巧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變換的政權、被殖民身分)與勞資階級分明、外來移民眾多等,使得臺灣文學具有其政治性格,而就這點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抗拒與批判有著類似之處,使得研究者不免於混淆。然而,就現代主義層面來說呢?現代主義發生在兩地,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長相,而台灣的現代詩論戰也於焉展開。

 

  打到這邊好累,但好像又沒說到什麼.........。

 

  接下來講講邱貴芬的「鄉土」辯證與離散敘述……。(新式標點符號的發明真是神啊,三格就表現出了我的心情)

  筆者以為,從現代主義走到鄉土文學的興盛,其實與台灣的「自我定位」依然有著很強的關連性,從迴避、漂浮的自我定位,到想扎根於現實,葉石濤首先提出「台灣意識」、「台灣中心」的概念,於是一次又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王拓等人爭論著「鄉土」的定義,在一個中國化強烈的學界與社會中,「台灣文學」主體色彩本來就薄弱,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定義中,有了一些新的面貌,文學關懷的視角漸漸從臺灣人未曾謀面的對岸中,移到了自己的周遭,邱貴芬在此中的敘述,從論戰繼而提到鄉土小說中的庶民形象,並以舉例說明鄉土小說與鄉村小說的不同,鄉土的定義,並非都市與鄉村的對立關係,筆者以為,是一個近似於「家」的形象。接著,邱貴芬又提到,到了1980年代,鄉土文學又漸走回壞就鄉愁的文學,再接著提到日本時代的鄉土左翼特色(一般所認知鄉土文學,幾乎不脫左翼色彩,但說到這邊是不是又要定義「左翼」了…….)

 

  看到這裡,本文中除了上述的台灣文學定位的問題外,或許還有幾點我們還需要為關注,一為長久以來的台灣話文問題,作者所提到的文化帝國問題、全球化與在地性之間的角力,儘管這些問題老是沒吵出個結果,但我們可以期待「宇宙繼有之生命」的誕生。

 

張誦聖〈臺灣七、八○年代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


  聽說當年的〈人間副刊〉甫一出刊的內容,那時的年輕人要是不清楚,就跟不上時代了,而陳映真更是那時普遍年輕人的偶像。之前在課堂上,我們亦曾討論過副刊存在的必要性與否?而這篇文章,扣上了我們所討論的一切的過去,若我們討論它,必定是因為它曾經如此燦爛的緣故吧。

 

  張誦盛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以所謂的「位置的佔有者」做中心延伸與其相關的導引、翼助或其制約,這一整個位置並非固定不動的,而是流動並充滿變數的,筆者以為研究作者的研究方法,比起他的研究對象更讓人傷腦筋,要理解這些話語的構築需要充滿想像力的大腦,主導(或主流?)文化如何塑造一個人,並影響在界定標準時的話語權爭奪,這豈不是正是評論者更須特別關注的問題嗎?

  取代了過去的菁英知識份子的文學雜誌,副刊的大量發行成為文學傳播的重要場域,其中是否也反映了,文學與大眾真正的開始對話?而其中的「大眾」所指為何?應也包含創作者與評論者以外,開始閱報的族群(其為中產階級或是中下階級又是一個從日本時代吵到今天的問題…….)吧?而因閱讀群眾的「成分」改變,作者在談論八○年代的副刊的時候,除提到了作家在文學的自我定位上的矛盾,也提到文學的現代化與市場化的問題,這個部份,其實向陽也曾經說過:

告別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台灣的現代文學在晉入八○年代之際,也伴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寫作方式趨向大眾化,文學出版品的行銷的商業化以及寫作人口的銳減」等,均使得臺灣文學的生存空間更行窄仄。

  然則八年代文壇卻也面臨了不得不面對的劇變,解嚴與其中被刻意切割的歷史、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繁榮,於是各種來自於性別、族群、階級等聲音也漸漸高亢,而過往被壓抑的,正漸漸被開發。作者在此也舉了臺灣新電影為例,除反映媒體的成長,也可以反映其內容與中感階級需求的展現。

  然則,作者所提到的政治犯文學,則在在的表現了八○年代政治主體改變的狀態,歷史敘述權的轉移與重構在此可以得到部分的展現,侯孝賢在〈悲情城市〉(1989)中,在各種意識形態中,選擇了人性為文清行動的動機,於是在所有的權力擁有者的闡述之中,侯孝賢讓在場的觀眾,率先認識自己,而這種人文主義精神,與在八○前期,台灣小說被拔去爪牙的鄉土寫實而後產生的「人生文學」,有著相似,卻更為強大且直白的面貌。

 

 

…….對不起……在腦袋不小心放空之後,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春秋……

 


[1] (李歐梵,199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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