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譯驅動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現代派語鄉土文學的辯證(邱貴芬)

()、內文導讀

此章主要探討的是臺灣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學風潮,一者為現代派,一者為鄉土派。前者主張「西化」,後者則重新思考臺灣文學,以「回歸鄉土」為基礎。鄉土文學往往被視為是現代文學的反動,1960年代的譚灣文學創作,處處展現一種翻譯西方動力,企圖藉此滿足對西方的欲求與想像,這樣大量的「文化翻譯」其實是一種「落後」的焦慮,是近代歷史過程中非析社會與強勢西方文明相逢時產生的一種集體新裡焦慮徵兆,現代派作家想要透過「翻譯西方」來解決臺灣在現代性形塑的過程中與西方相遇產生的創傷,那鄉土派則標舉民族主義修辭排拒「外來」強勢文化來處理強勢文化的衝擊。文本內以「文化翻譯」作為思考的軸線,前章先探討現代派的起因,勾勒60年代因現代派文學興起的「臺灣現代性」的風貌,透過文本分析將當時的文學(現代派小說)的特色:

a.菁英文學取向b.敘事觀點與美學發揮c.特殊小說中的時空的處理方式和d.離散文學與鄉土的辯證關係。(請參閱文本中P.230-237)

後章則進入鄉土文學的討論,討論戰後臺灣文學被壓抑的種種文化,這些被壓抑的議題主要有:

a.「現代性的反省」b.「鄉土」到底是指哪個鄉土?

透過這些議題,指出鄉土小說的歸納方式:

   a.鄉土小說的庶民圖像b.鄉土文學如何贖回被遺忘的臺灣記憶c比較戰前戰

   後鄉土文學的「鄉土創作」和「翻譯母語」的不同意義。(P.246-261)

最後作者作結,翻譯所帶來的焦慮不非只是臺灣文學特有的負擔,更是所有弱勢國家與強勢文明相遇時所產生的文化課題,西方情結往往和翻譯情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閱後分享

普遍在閱讀臺灣文學史的時候,各作者都將各個時代作一個劃分,用這樣「斷代」的方式讓讀者產生以「十年」為一周期的想法,舉例來說,20年代的文學就會將其稱做是「寫實文學」,30年代是「左翼文學」,40年代是「皇民文學」50年代是「反共文學」,60年代是「現代文學」,70年代是「鄉土文學」80年代是「多元文學」,90年代是「海洋文學」。這樣的畫分可以有規律的看出當代的主流現況,但在這本書〈臺灣小說史論〉,它的劃分方式是採二十年為一個階段,這讓兩個原本對立的時空重新交融,眾所皆知,1960年代現代文學盛行,眾多文壇好手集結在一起並翻譯西方文論,造成這個原因主要是對反共文學的反動,而當現在主義等西方思潮瀰漫在臺灣文壇時,部分作家開始思考臺灣文學的方向,他們主張文學要回歸鄉土要和社會結合,是之,鄉土文學取代了原本現代文學的位置,進而成為主流。現代派其實是作為反傳統的一種表現,透過翻譯、模擬西方達到一種凸顯自我的肯定,而鄉土派則是對於西化的反省找出自己的定位點,若是只有現代派西化無限的開放與反傳統,臺灣的歷史記憶無法進入深層的文學視野,那臺灣文學或許就不會注視到「在地性」這個問題。

二、臺灣七、八0年代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張誦聖)

()、內文導讀

這份論文主要是以四九年後當代臺灣文學場域次第蟬變的過程為主要的觀察對象,試圖找出它由「政治駕馭」過度到「市場主導」的路徑、結構變化和歷史動因。第一節主要以「復刊與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告知讀者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文化機制受到國家的掌控,市場機制雖然存在,文學場域卻只處於一種半自主的狀態,以當時兩大盛行的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為例,分別投射出激進與保守的對立形象。第二節討論復刊文學在文類的位階的流動性與間雜性。第三節透過電影《恐怖份子》的分析,呈現當時臺灣文化場域中,創作者對這種特殊文學生態的藝術性自覺。

(_)、閱後分享

統治者在進入統治領地的同時為了鞏固政權會在領地採取一些手段,報紙便是鞏固權力的工具之一。在戒嚴法嚴峻的規定下,報紙只被允許印發有限的張數,就某些報紙而言,副刊的份量就佔了整報的三分之一,於是,各家報紙轉而用副刊來吸引訂戶,文學副刊就順理成章成為家庭中高度普及的讀物,統治者往往收購其中一些報紙,如文本中提及的《中時》和《聯合》這樣的舉動除了便於政府對媒體的掌控,同時增強這些報紙在社會的影響力,說穿了不過就是穩住目前的權力。是之,作者才會說到:「市場機制雖然存在,文學場域卻處於半自主的狀態。」伴隨戒嚴體制的崩壞,報紙不再需要作為統治者鞏固領地的工具,副刊成了一個適度的發洩管道。780年代社會財富的增加讓中產階級產生改造社會的願望,進而形成各式各樣的聲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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