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李喬(李能棋),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生於苗栗大湖的貧瘠山區。小時李喬體弱多病,早年受瘧疾及肺病之苦,但刺激觸發他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乃始自大妹的早夭。他對人生的第一份經驗是貧窮,第二個是死亡-大妹的死亡。父親是抗日份子,時常逃匿在外,家裡的四個小孩都由母親一手帶大,母親的堅忍成了李喬創作的重大因素;如《寒夜三部曲》裡的劉阿漢與阿燈妹,即是父母親創作的原型

 

      李喬的創作原素還有源自原住民山區裡的一位老中國人和一位老酋長(Vo-hin)。老中國人時常口述《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故事,陪伴李喬的童年時期。童年李喬還時常日夜跟著老酋長去打獵;白天抓穿山甲,晚上打飛鼠。老酋長身穿一件丁字褲,帶一把戰刀,牙齒全沒了。李喬說,他經常用手抓抓他的卵子,最喜歡講的事就是:「我這個東西啊,老了,沒有用了。」第二,則是時常對他說死亡很可怕。

 

      漢文化裡有兩個禁忌:性與死亡,而他童年時便時常觸及這些,在他長大之後,禁忌與迷信、宗教觀等文化哲學,更成為他寫作中喜愛的主題。李喬的作品中,有多篇以佛教思想為基礎,如〈修羅祭〉、〈簡介《金剛經》〉、〈偉大鳩摩羅什〉、〈淺談佛經讀法〉、〈孟婆湯〉等,但他本身卻不是一個佛教徒。

 

      使李喬信仰基督,就在他寫《情天無恨》的過程中。《情天無恨》裡白素貞與法海鬥法,白素貞以「佈一切為障者印」(一切佛之大印:一切障難都能降服)還擊法海的「佈一切為障者印」時,以鋪陳這樣的結局出來也讓李喬自身震驚。當修行時獲得的無限力量,自身產生矛盾時,人該如何自處?李喬認為人無法自己修行超脫,即使得了經藏也無法智慧如海,而是需要依靠生命在世界中的體驗。

 

      許素蘭認為李喬體驗到人的極限之後,無可奈何之下會產生虛無感,但是卻總能用人的意志去超越,產生積極的力量,進而經歷一個又一個痛苦的循環,是反抗文學的體現。而在他文學的情慾世界中,李喬深刻反省男性,並鼓勵女性反抗。如〈玉門地獄〉,諷刺男人對性的追逐;〈恐男症〉的陰性書寫,描述陽具中心如何成為女性陰鬱的監牢;《藍彩霞的春天》更直接說出女性應該反抗,否則將會永遠活在男人打造的監牢。同時,也注意到李喬以一個為弱者發聲的角度書寫,是他反抗文學的重要部份。

 

 

 內容與形式:

 

      〈恐男症〉,以一種後設性的小說形式,穿插對話與自我告白,不斷地在文中反覆呈現主角楊世芬複雜的心理狀態。故事開頭首先以第一人稱的「我」,以急促焦躁不安的口吻,詢問一位精神科醫師對於自己內心淺藏已久的疾病問題,始終無法正眼視之,最後在醫師的循循善誘下,以一個第三人稱旁觀者的敘述立場來描敘自己的故事。

 

        楊世芬,是一個上班族,在公司裡擔任會計的工作,但卻因工作前簽屬的一份女性婚後不得任職的工作同意書,讓她失去工作機會。她回家對丈夫訴苦,丈夫卻要她認命。第二天她不甘心,執意來上班,劉經理對她拋擲過來短小圓筒的離職「簽屬文件」,卻在她的眼中變成「淡淡的紅褐色」,她一聲尖叫昏了過去。

 

       因為將張「婚後辭職同意書」和「離職通知書」幻化成霸氣十足的男人性器-「淡紅淡褐色」,楊世芬而感到羞愧不已。經過一連串的自我省視,她不認為自己有甚麼「不正常」的地方,不論是思想或是其它,也沒有過甚麼不好的經驗。但「它」卻是這樣緊緊浮現在腦海中。

 

       這樣的事緊緊糾纏著她,讓她無力再去抗爭上班的權莉。她將自己封閉起來,但「它」仍舊在她腦海裡發威,揮之不去。她怕這個可恥的幻覺會造成她與丈夫昌年感情上的傷害,又怕被說成精神病跟色情狂,所以她怎樣也不說。她決定要靠自己去對抗它、消滅它。只是愈是集中注意力去抵抗,「它」就越囂張。

 

       一種幻象的恐懼逐漸變成一種慢性的折磨,終至她屈服,罪惡感迫使她對丈夫的外遇保持沉默,同時也不許她有美好的性生活,即使是擁有一份對「性」正常的認知,也依然救不了她。她雖然氣餒而絕望,但骨子裡仍有一份抗拒的意念支撐著,與心靈交戰。在一個即將發狂的邊緣,她終於承認自己的非常態,找了一位有威望的精神科醫師治療。

 

心得:

 

      作者藉由一個描述他者的行為中,讓故事主角中的楊世芬獲得到精神的解脫與釋放,文章的敘事結構也由第一人稱轉到第三稱再轉回第一稱,形式頗具特色。

 

      根據本文,題為「恐男」,意即一種對男性生殖器(「淡紅淡褐色」)的放肆想像。生殖器官原本是一種「愛欲」的象徵,卻在本文中被置換成一種「恐懼」;這種恐懼發生在劉經理對她拋擲過來的小圓筒離職文件之後,之前都沒有這所謂的「恐懼」,李喬藉由小說,暗示出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父權對女權的霸凌。在故事最後,主角楊世芬還是去找了醫師,文中主角自己說道:「半年來在您的診所門口徘徊無數次了。不過千百次決心,就是不敢進來。如果您是女醫師,也許我……」,以斷斷續續急促又焦躁的口吻,或者哀求著醫師、在自己丈夫外遇後表示沉默,以及最後不得不向男性求助,我們可以看見一個被父權馴服的女性形象,以及這個女性被污化成一個「精神病患」(李喬曾在〈恐男症與玉門地獄〉後傳中,給予楊世芬「強迫性心理症」、「焦慮性心理症」或「幻覺性精神症」)。

 

      文中企圖隱藏作者性別,以一種由第三人稱轉述的口吻中,我們可以發現陰性書寫。語氣是陰柔,輾轉含蓄而非直接的,如果將文中第三人稱的轉述置換成以第一人稱來敘述,也許整篇文章的語氣就會變強烈許多。再如文中許多的對話中,女方真正內心的聲音往往只能透過內心告白來呈現,不論有多瘋狂多崩潰,女性真實的感受往往被消音。

 

      同時,將疾病作為一種隱喻觀點的書寫,由來已久,藉由身體的缺陷與國家的隱喻關係,帶出台灣主體建構的欲望論述(見王德威編著: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大病文人醫》。台北,麥田,2005。P90),社會混亂也常被是為是一種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邪惡的感覺被投射入病,病(充滿意義)被投入世界」(見氏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大田,2000。P76)如同文本中楊世芬每每對男性性器產生幻覺時,便稱自己是「色情狂」、是「邪惡的」、「污穢的」、「罪孽深重」,說明「疾病」已被賦予傳統道德下的一種「懲罰」。李喬以主角楊世芬的病,控訴病態的父權社會,兩性權力的失衡與女性的壓抑。在文本的最後並以「失敗了。完了。抵抗不了的。這是宿命」對社會現象提出一種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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