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的人的心靈,與寫詩的不同。」這是我大學時代記憶著的老師的話,是言寫小說的人似乎必然得更為思慮得深沉、更為冷靜的去觀看這世界(或者去解決他內心不得不舒緩的部份)不可[1]。李喬,本名李能棋,一九三四年出生於苗栗大湖鄉境的蕃仔林[2]。父親因參予農民運動,經常不是逃亡就是坐牢,母親得支手撐起這個家,所以貧窮與病苦以及死亡的陰影,常與幼年時代的他相伴,而父母的印象,也深鏤在他的心中,與幼年的自己擴大出來的「台灣人的感受」一起在他未來的書寫中,一一成形(如《寒夜》中劉阿漢、燈妹)。
在李喬之前,我最先接觸到的客家文學作家是鍾理和,老實說,在我閱讀鍾理和以及李喬之前,我還在為大學學測煩惱,不曾接受過「客家文學」這樣的定義,而閱讀也僅是純粹、感動也是直接。只是, 李喬的書寫是有目的的,直到我開始用研究者的心態閱讀,我才漸漸明白,李喬總是鎖定了某個主題、某種書寫方式,他深慮、規劃自己的作品的樣貌,他如杜般創作,費盡心思的排序文字,並讓它們隨歷史緩流,流過台灣的1895、1947年。
他有許多文學創作獲獎,而這些獎項分別為第四屆吳三連文藝獎、巫永福評論獎、台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鹽分地帶文藝營台灣文學貢獻獎、文學台灣基金會第三屆台灣文學獎。這些獎項隱約的透漏著台灣土地的概念與意像,而這種意像可能是某些人的面貌、某著令人噓嘆的現象,又或者是他個人對於自我與整個人類全體的自問,在李喬的作品中,也十分明顯的在字裡行間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