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沉澱下的風華

感想：

1.  不論是1960年代的「翻譯西方」，亦或1980年代的「翻譯鄉土」的台灣文學，都與一種「翻譯文化」的議題息息相關。在冷戰時期的美援文化底下，因為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而激起直追的落後焦慮心理，展現出一種翻譯西方的美學文化，我們可以理解，而在這個文化衝擊的背後那個「母語」、「在地的」文學，卻是同時落步在後，以至於1980年代，必須以「贖回」的方式，來翻譯母語文學、在地文化，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鄉土情懷；而這個鄉土情懷，卻是處處充滿著不知所云，弔詭的論調：到底是「台灣的」，還是「中國的」情懷？身份認同的問題、離散的意識，處處充滿在小說的論述中，何謂「鄉土」？何謂「本土」？在重重疊疊的歷史糾葛之下，我們究竟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2.  戒嚴時期，在嚴格審查政治新聞的思考檢驗下，報紙，成為國家監控社會的文化機制。七O年代的鄉土運動與八O年代解嚴間，透過報紙的盛行，副刊作為國家與社會的調庭，形成文化場域，在八O年代本土潮流中，退居幕後，並由同一時期的另一種文化生態－台灣新電影接續。解嚴後，台灣文壇出現了政治犯文學的新文類，除了肯定中產文類，更思考個人與社會間的價值，在文壇的保守主義持續下，副刊的全盛時期就在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下作收。